演講題目：亞洲動物保護運動和在台灣的立法
演講者：吳詩韻，東芬蘭大學法律系博士班學生，研究動物受虐法與動物福利法制與政策
國主持人：龍緣之，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博士生
演講內容：
為什麼從動物保護運動說起？動物保護運動是動物保護改革跟立法的根本推動力，沒有動保運動就沒有所謂的改革進步或甚至是立法，從動物的發展脈絡，可以探究為什麼西方國家之外的亞洲國家，或是其他地區的動物保護和相關立法發展都還是遠遠落後的原因。所以我會從動物保護運動談起，再進入台灣相關立法議題。
回溯整個動物保護運動發展，我把它分為兩個主要發展的階段，第一個發展階段開始於1800年從英格蘭開始試圖推動立法來禁止虐待動物算起，那這個發展起點的建立在十七、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影響，無論當時的哲學思辨、一連串社會改革，還有在經濟、科學、政治進步發展的影響。其中對於童工、監獄制度改革等，對於弱勢底層的關懷，延伸到最弱勢可憐的非人類動物身上。到了十八世紀末期，希望用立法手段來禁止虐待動物的想法，逐漸在當時的社會興起。一直到了進入十九世紀初，才因為上層社會，極少數的貴族菁英份子的推動，才出現進一步立法的曙光。
在動物保護發展運動第一個階段，主要有幾個發展重點，第一個就是確立動物保護立法的核心，也就是虐待動物罪，是避免動物承受不必要痛苦的標準。發展的階段確立了動物保護團體在動物保護運動發展中，不可替代及關鍵重要的角色功能和他們的影響，無論在倡議推動改革或是在立法、執法上面，當然這些影響和趨勢也逐漸擴散在整個歐洲社會，包括了當時英格蘭在海外殖民地，美國、加拿大、紐西蘭、澳洲等。
這個發展階段也為目前所知道的動物保運動和動物保護立法，訂立了最基本、最重要的結構跟基礎。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爆發後，這一時期的動物保護運動，因為戰亂而告一段落。動物保護團體在戰後，從廣泛對各種動物議題保護的關注，轉向對收容因為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伴侶動物上。
經過半個世紀的消停，動物保護運動在第一個階段結束之後，一直到了1960年代前後，西方社會慢慢從戰後穩定、復甦後，才因為當代更多備受爭議的動物議題，還有最新的科學發展對動物有進一步的瞭解、認識等等因素，開啟了新的發展階段，我稱第二個發展階段、時期為科學福利發展時代。
首先揭開第二個發展階段序幕的是《動物機器》的出版，因為揭露了現代化、工廠化畜牧產業下經濟動物，如何在極為不人道的環境被飼養和對待，這個真相的揭露，引發了西方社會極大的震驚和迴響。
英國為了回應這樣的爭議，在1968年通過了全世界第一個針對經濟動物如何規範、對待牠們的法律。從此之後，動物福利基於現代科學發展而產生的標準和概念，第一次被寫入法律條文內。
在第二個發展階段所出現，或進一步發展動物福利科學標準，如大家熟悉的五大自由和實驗動物相關3R標準，不但被廣泛接受，也一直沿用直到今天。除此之外，像是動物道德地位，還有人對動物的責任、義務等哲學議題，也在幾位西方哲學家和學者的影響下，在這個時期，引發新一波的哲學思辨熱潮，很多當代經典的動物權利，或者是相關著作也是在這個時候發表。
同時，在這個發展階段，其他相關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社會運動和改革，也帶來了新的關注和影響力，比如像是環境、生態保護，野生動物保育等等，再加上現代媒體科技的發展，一連串的推波助瀾下，使得這個時期的動物保護運動的影響力，無論在政治、立法上都超越以往，甚至跨越國界。
當然這個時期的動物保護團體，也就是投影片提到的壓力團體，不但重新復甦，我們剛剛提到第一個階段，這些團體因為戰亂的關係，基本上是消停的。在第二個階段，這些動保團體不但重新復出了，更出現了不同的形態。
第一個除了傳統以溫和的方式倡議推動改革的動保團體以外，也出現了用比較激烈手段來表達強烈訴求的動物權利團體。大約進展到七零年代，西方各國開始針對他們現有的動物保護法來進行相關修法，因應這個時期嶄新的發展，和他們社會對動物逐漸轉變的態度。這些都促使動物保護、動物福利相關議題，不只提升到更為廣泛的政治、法律訴求，也成為了國際的重要議題之一，相關的議題像是食品安全、國際野生動物貿易跟相關農業產品貿易等等。
動物保育、保護相關議題，也因此成為政府或非政府國際組織所關注的議題或核心之一，如歐盟、聯合國、世界貿易組織等等。基本上動物福利都是他們關注的議題。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底下，多邊針對環境生態、野生動物保育的國際協定，也逐步在各國的參與下簽訂，甚至以此為由，實施經濟制裁。
在這樣國際社會發展趨勢和壓力之下，亞洲也可以說是被迫開啟他們與動物保護相關的社會改革和發展。舉例來說，中國1981年，在這樣的趨勢之下，加入了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貿易公約，簡稱CITES的會員國，並且在1988年，進一步頒布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法。
但在台灣方面，因為我們不被承認是正式國家，所以沒有資格加入CITES的會員國，但當時為了爭取國際的認同和支持，我們也緊接在中國之後，隔年1989年頒布了台灣野生動物保護法。
當然在之後，許多不只是中國、台灣，許多亞洲國家，因為一連串的國際趨勢和壓力，以及他們在本土逐漸興起的動物保護訴求運動，進一步在1990年代前後，開始發展到今天，我稱它是新興的亞洲動物保護運動，因為相較於西方國家而言，是新興的社會改革發展。
必須注意的是幾個亞洲國家，因為受到前殖民國，如英國影響到海外殖民地，所以受到前殖民國英國的影響，有幾個亞洲國家，上面列舉的幾個國家早在1930~1960年代就已經奠立了動物保護法，這是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的發展情況，雖然不是本土自身動物保護發展的結果，但是也影響了這些國家在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比較文明進步的。但是在各地或者是各國，逐漸恢復獨立之後，這些法律在二十一世紀之前是沒有太多改革和變動。
但是我們看一下印度部分，印度在1960年立法後，在1982年修過法，2011年修法草案據我瞭解尚未通過，但是印度在2013年正式禁止圈禁海豚進行表演，也在醫學課程中，禁止使用活體實驗動物，另外在隔年2014年，成為第一個禁止所有化妝品動物試驗產品的生產和進口的亞洲國家。馬來西亞在2006年修法之後，另外在2015年通過全新的動物福利法，為了加重處罰及不當飼養。這些英屬前亞洲殖民地或者殖民國的發展情形。
除了這些亞洲國家之外，其他亞洲國家大多沒有動物保護立法的形況。以色列在1977年很早就頒布了動物保護法，但其實沒有任何的執法機制，所以基本上等於沒有。雖然日本早在1973年，因為當時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來訪等政治理由，快速的通過、訂立動物保護法，但是在1999年修法之前，也是有相同的問題─沒有執法機制。其他亞洲國家，差不多在1990年代前後，開始因為這樣的國際趨勢，訂立了各國的動物保護法。
台灣的修法是當中最密集的，2014年泰國正式頒布了最新的動物保護法。中國雖然在2004、09、10年，都有提出動物保護立法相關草案，但是因為政治環境等使得新興的動物保護運動，在中國的發展其實備受限制，一直到現在，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，可能在進一步立法部分都沒有下文。
早期在相當有限的本土動物保護運動發展，和主要受到外力影響而推動的立法等等背景下，這些亞洲國家的動物保護法，無論在立法目的、規範內容、保護範圍，還有更重要的是執法能力和社會支持的共識上，其實都有很大的疑問和問題，換句話說，這些亞洲國家的動物保護立法，可以說是先天不足、後天失調，當然也包括了我們的動物保護法。
接下來進入動物保護法的討論，分析有哪些立法上的問題。1998年台灣動物保護法正式頒佈、實行前，我們在國際的壓力和整體的趨勢下，早在1989年通過野生動物保護法，甚至有了後來的修法。台灣野保法的規範同樣問題重重。今天先特別針對動物保護法討論。
1998年台灣動保法的出現，主要是當時有幾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和背景影響下促成的。除了已經開始發展的本土動物保護運動外，流浪動物的問題和爭議是主因，因為當時受到極大國內外社會輿論的壓力，尤其是把流浪狗當垃圾處理，用淹死的方式來處置牠們，這些真相讓台灣的國際形象大受影響。但是促成立法最大的因素，還是因為當時流浪狗追人、咬傷學童的事件，因為公共安全的爭議和問題，
進一步促成立法。當時政府希望透過立法，處理流浪狗問題的爭議，但是動物保護團體當然希望藉由這個機會，推動完整的動物保護立法，各自的目的有滿大的落差。經歷約五年的時間，在各方的利益團體政治角力爭鬥之下，終於在1998年通過了動物保護法。雖然從早期的動保法看起來，好像各種動物的保護都有兼顧到，譬如說它有規範到經濟動物、實驗動物等等，但是先天不足、後天失調的立法背景，使得這個法是很多問題，導致十九年反覆修法的歷程。
就像前面提到，虐待動物最是現代動物保護立法的核心，因為台灣動保法最初的立法目的，就官方的角度而言並不是基於這個標準來訂立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再的修法來彌補的原因，但是也一直因為沒有修到核心，所以才需要一修再修。
接下來針對虐待動物罪，討論台灣立法問題。這些年做了什麼改革，還有什麼問題需要再解決。在十次的修法中，大家可以看到投影片，我列出了主要針對虐待動物罪的幾個重要修法里程碑。第一個就是在2001年禁止虐待所有動物，為什麼？因為在2001年修法之前，法律只有禁止有人所飼養的動物，所以動保法一開始其實是很落後的。到了2007年的修法，是將把原來用行政法處罰的故意虐待罪改用刑法加重處罰。到了2015年，終於除了故意虐待以外，終於也用行政法處罰過失虐待的虐待型態，大概是這幾年對於虐待動物最相關的重要立法。
接下來，針對動物虐待最的規範內容進行討論。先談到動物保護法的保護範圍，首先，哪些動物可以受到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呢？基本上動保法在一開始就限定了，這個法只保護脊椎動物，其實只限定保護脊椎動物沒有太大的必要，因為在本來虐待動物處罰要件，就必須要有造成動物傷害，甚至嚴重傷害的結果，要有這個結果，才會進一步探討要不要處罰。
所以，如果這個動物在現代科學的認定上，並不會感受和我們相似的痛覺，基本上本來就不會成為動物保護法要保護的客體，就更不用說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，非脊椎動物也有感受相似痛苦的能力，所以一開始就限制脊椎動物是完全沒有必要的。如果我們看西方國家的立法定義，基本上，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的動物保護立法在一開始，就言明了動物保護法適用所有的動物。如澳洲的海鮮餐廳，因為沒有人道屠宰甲殼類龍蝦，造成龍蝦很大的痛苦所以被罰款的新聞。
關於動保法保護範圍最大的問題，法條限定動物必須是人為飼養或管理，這樣的條件是很大的問題，等於限縮了整個動保法的保護範圍，因為以動物保護的核心來說，只要動物受制於人類沒有辦法自由行動，人類就有不傷害、不造成牠們痛苦的責任和義務，舉例來說，如果今天有人捕捉到一隻野生動物，如果受限在現有的法規的文義解釋之下，很難認定這個野生動物和人之間有任何飼養或管理的關係，所以如果這個人把抓到的野生動物把牠折磨至死，請問這個動物可以受到動保法的保護嗎，答案是不可能，因為他們沒有飼養和管理的關係，但是不合理！那就是虐待動物，但是因為動物保護法在一開始保護範圍，
已經限定了一定要人為飼養和管理的動物，所以導致了這樣的情形下，野生動物沒辦法被保護。英國早年的判例，針對過這樣的問題討論，到底動物要受制於人類多少的程度下可以受到保護，當時有法官認為，一定要被控制到一定的程度、時間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，後來這樣子的判決被推翻，因為不合理。所以之後的判例推翻了前面的判例，到了2006年，新的動物福利法就直接明文規定，只要動物受限於人類控制下，無論時間長短，都會被視為動物保護的法律範圍之內，反過來看台灣動保法，如果受保護的動物，要受限於人為飼養和管理的條件，請問流浪貓、狗會不會受到保護？
雖然有台灣學者主張，因為台灣動保法當初是為了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立法，所以有學者主張根據目的解釋，流浪貓狗應受到保護範圍之內，其他動物需要人為飼養或管理才會被受到保護，但是貓、狗例外，無論牠有沒有被人飼養，無論牠是家犬、家貓或是流浪貓、犬都可以受到保護。但是，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治標不治本，最理想也最符合邏輯，應該是直接把人為飼養和管理的限制直接刪掉。也就是說，所有的動物無論以任何型態，只要受制於人類控制下，無論時間長短，都應該納入保護範圍，因為這樣也才能補足野保法立法的不足，因為在野保法下面，他們只保護保育類動物，或是在特定保護區的野生動物而不是所有的動物，唯有這樣的修法，才能完整整個保護範圍。
再來講虐待動物罪的客觀定義，從動保法對虐待的定義，就可以知道對動物傷害的客觀定義，基本上只是侷限在生理上的傷害，到底傷害要到什麼樣的程度呢？就是要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理狀態，才會被視為是虐待。大家可以想像，請問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的傷害，又是什麼樣程度的傷害跟痛苦？
我們從虐待動物罪的要件就可以知道它的標準在哪裡，動保法對於動物虐待罪是以是否會造成動物肢體或者嚴重殘缺、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與否來判別可罰的程度，大家可以想像，造成動物、傷害動物到這樣程度的傷害是多麼的狹隘，也就是說，在這樣的標準下面，會導致很多沒有明顯的生理外傷，甚至看不到心理傷害的痛苦，都沒有辦法在動物保護法的認定下被認定為可處罰的傷害結果，譬如飢寒、受凍、恐懼等等，除非餓到死或凍到死以外，這些痛苦都不會被認可是構成虐待動物罪。
舉實際案例來看，2016年十月國慶連假期間，基隆市有位飼主全家出去玩，將十歲米格魯擱置在屋外陽台，當時因為颱風的影響，國慶日當天，基隆下了豪大雨，陽台瞬間淹水。這隻狗嚇死了，無處可逃、不斷的吠叫、求救，這個案子經過鄰居檢舉後曝光。
主管機關基隆動物防疫所，對於飼主開罰，以違反動物保護法開罰了一萬五千元，飼主因為不滿提出訴願，抗議的結果出來，農委會也就是上級機關，判定因為這個案子不是故意傷害動物，所以撤銷處分，也就是無罪，不用罰了。這個判定有幾個爭執點，首先就是如果在2015年修法之前(2015年修法終於處罰過失虐待)，基本上這樣的案例，根本是連罰都不會被罰，但案子發生在2016年，理應可以被罰，很明顯他是過失虐待，當然違法。
為什麼會被撤銷呢？因為防疫所是用故意虐待來開罰。故意虐待罪的條件是，要置動物嚴重肢體殘缺、器官功能喪失、死亡，或者是未達就可以處罰。如果是過失虐待的部分，動物一定要肢體殘缺、器官功能喪失或者是死亡才會可罰。
因為這個案子，基本上並沒有符合過失虐待的要求結果，比如死亡或者功能喪失，因為客觀要件不符合，所以防疫所無法用故意虐待開罰，所以只好用故意虐待的條文來開罰。但很顯然的，不是故意虐待而是過失虐待。所以形成弔詭的狀況，用錯的法條來開罰，當然最後農委會因為沒有故意就撤銷處分。總結來說，修法之後，就算處罰故意虐待，但虐待的客觀定義這麼狹隘，再加上比起故意虐待，過失虐待比較不受到重視，即使動物確實遭受到痛苦，還是一樣，有法律無法懲罰。
西方國家怎麼處理虐待動物的客觀定義？目前幾乎所有西方動物保護立法，虐待動物的客觀標準，是以不必要的痛苦作為標準，如果造成動物不必要的痛苦，那就構成了虐待動物的客觀要件。不必要的痛苦又是什麼呢？第一個，痛苦是事實上的問題，這就是由科學來認定，無論這個痛苦的程度如何、持續多久，只要它在科學上認定會造成痛苦，那它就構成了痛苦的事實，所以不需要一定要肢體殘缺或是無法維持生理正常功能，這些都不在考量之內，所以飢餓、驚嚇、害怕都在包含之內，至於餓多久、受凍多久都是痛苦。
第二，造成痛苦的原因是否合理？如果不合理就造成痛苦，那就造成可罰的客觀要件，合不合理又怎麼衡量？看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行為，和造成痛苦之間有沒有合理的比例關係，什麼是合理的比例關係？考量因素就包括，這個痛苦是不是本來可以被減免或是避免。又或者，造成痛苦的行為本身是不是是因為合理、合法的原因而產生。
這樣的標準就取決於這個社會對於這樣的行為的目的和觀點，所以一樣的標準，用在不同的國家、社會，就會因為不同的社會發展、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解讀、結果。舉例，鵝肝醬毫無疑問是很殘忍的動物虐待產業，很多國家都廢止、禁止，但是像在幾個歐洲國家，但鵝肝醬在法國是很重要的美食，所以就視這樣的殘忍為必要、合法的痛苦，所以繼續保留該產業，所以鵝肝醬在法國絕對不會被視為虐待動物。這邊講的只是客觀的定義，就算客觀的定義滿足了，如果沒有符合主觀的標準，那也不會構成違法。
基本上，如果要構成犯罪，除了客觀標準以外，主觀標準也要同時符合才會構成犯罪。剛剛講完客觀標準之後，現在來看主觀標準。有了虐待動物客觀的事實之後，那就來看看是否滿足法律要求的主觀標準。首先，如果是故意虐待，就需要證明行為人，也就是可能構成犯罪的嫌疑人，他有沒有虐待的故意。所謂虐待故意就是他知道、理解行為或不作為，會導致動物傷害或痛苦的結果。在非常早期的西方立法，或是在2015年台灣動保法修法之前，都只要求行為人必須要有虐待的故意，要不然就不會構成虐待動物罪。這樣的標準很有問題，第一，要證明故意本身就很困難，會造成證據認定上的障礙，導致很多案件沒辦法追究和起訴，再來，多數的虐待案件其實都是所謂疏忽不當照顧，也就是不是故意虐待，如果只處罰故意虐待而不處罰過失虐待，一定要有故意犯罪意圖，這樣的保護範圍就非常的小。
所以西方後來很早就改變認定，把主觀標準從要求必須要有故意犯罪的()47:22，轉向要求過失的標準，只要達到過失標準，就符合違反動物虐待罪。什麼又是過失的標準？
過失和故意虐待的標準不同的是，虐待是以行為人的主觀上的認識，和犯罪的意圖作為標準，過失虐待是不同的，過失虐待是以這個社會對正常、一般人在面對或處理相同或相類似的事件時，他應該會有怎麼樣的認知和作為。
也就是說，社會一般會如何要求大眾要有怎麼樣的能力和表現，譬如說我們一般都會期待動物飼主應該要定時餵養動物，這是我們對一般飼主的期待。如果飼主連續出門多日，也沒有請別人來幫忙餵養，即使他有可能是不小心忘記。無論如何都很難證明他是為了故意傷害動物。所以事實上，這樣的飼主在我們的認知下，就違背了我們對一般飼主的期待，那我們就判定他是虐待故意，沒有故意但有虐待的過失，但很有可能是故意的對不對？但可以證明他有虐待故意，基本上是很困難的，因為他可以說「他忘記了」、「找不到朋友幫忙」等等，因為認定很困難，所以如果法律沒有明文處罰過失虐待的話，這樣的不當飼養根本就無法處罰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強調過失虐待一定要被處罰的原因。
再來看另外一個有名的案例，2014年的案子，阿河是一隻台灣滿出名的河馬，因為牠有演過偶像劇，屬於保育類的野生動物，牠在死亡之前由台中市天馬牧場眷養，2014年在用貨櫃載運、運送的過程中，不知道因為驚嚇或是其他因素，牠從比自己身高還要高的貨櫃氣窗跳出，直接撞擊靠在路邊車輛，整個摔落在地面，痛苦的模樣貌似有流眼淚，大家後來稱牠是哭泣的阿河，這個受傷的畫面，成為台灣當時的焦點。
之後，台中市政府請了吊車來移置阿河，但是移置的過程中，又因為吊掛繩索斷裂，讓阿河又從兩公尺的高度又摔落地面，造成第二次摔傷，幾天之後死亡。經過遺體解剖的結果，發現牠肝臟出血，橫膈膜破裂讓肺部從胸腔掉至腹腔，因為呼吸沒辦法膨脹完全，肺兩三天後就壞死，造成呼吸窘迫而死亡，大家應該不難想像，牠死前遭受的痛苦有多麼劇烈，這是非常典型的過失虐待，載運的過程中一定是沒有好好安置牠，無論是因為疏忽或是處置不當，基本上就是過失虐待的典型案例，但案子發生在2015年修法之前，所以當時的過失虐待是處罰不了的。
但是跟剛剛基隆米格魯的案例一樣，台中市政府因為社會壓力，這個新聞當時受到很多關注等等因素，還是應用了故意虐待來開罰，因為沒有其他法可以罰，所以只好用故意虐待來罰，但是問題是這個案子還是不符合故意虐待的標準，所以最後業者上訴到行政法院，當然台中市政府被判敗訴，不但被判敗訴，還要賠上訴費用。還有很多類似案件，大家明明覺得這很明顯就是虐待動物，但是因為不符合法律的主觀或客觀要件所以沒辦法處罰。
在2015年修法通過禁止過失虐待或是處罰過失虐待，是很大的里程碑。雖然早100多年前的西方動物保護立法早就有確立的標準。相較於過意虐待，動物保護法對於過失虐待非常大小眼，覺得過失虐待就是比較不嚴重。
但是有時候過失虐待和故意虐待一樣很可惡，因為他們同樣都能夠造成動物極大的傷害和痛苦，所以理應受到一樣的重視。至於情節的不同，會有裁罰輕重的差別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，這就是我要講過失虐待的部分。
除此之外，在2015年修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，那就是增加了法定飼主責任，也就是只要飼主的不當照顧，(有可能造成動物任何的傷害)，在這個傷害、痛苦發生之前，法律就要介入保護。譬如基隆米格魯案件，如果這個飼主長期將米格魯飼養在陽台上，天天必須承受風吹雨淋，基本上就可以認定，這個動物很有可能之後會造成牠的傷害，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傷害。在痛苦結果發生之前，如颱風天這隻狗受不了就哀叫求救，在這樣結果發生之前，鄰居就可以透過檢舉，請動保員介入，先用規勸的方式，請飼主妥善、改善照顧，譬如把米格魯移到室內飼養，不然就要開罰，甚至沒收這隻動物。我們稱這樣的機制叫做預防虐待的機制，在造成傷害的結果之前法律就介入。這樣的機制，是目前西方動物保護立法發展的趨勢。英國應該是第一個國家，把這樣的標準放入法律條文之中，目前還有許多國家，像芬蘭到目前為止沒有像這樣的修法，所以這是，非常值得一提的改革里程碑，那至於實際的執法如何又是另外層面的問題。
最後談談未來的改革，除了剛剛提到受保護動物和虐待動物客觀定義都過於狹小，以及對於過失虐待不受重視，這些缺失或問題，都導致台灣動保法保護範圍都相當有限，另外，執法還是最關鍵的問題，如果有法律但沒有辦法懲罰，基本上跟沒有法律相差無幾。
台灣動保法的執法能力，首先受限於經費和人力都不足，再加上法規範和執法機制的缺陷導致動保法執法方面，效果一直都相當有限，第一線的動保員都很辛苦也無奈，沒有好的執法，無論修法修得再好，基本上是白做工。
再來就是虐待動物以外的動物福利問題，違法要符合客觀和主觀的要件，許多合法的動物相關產業，像是動物園、海洋公園、屠宰場、畜牧業、繁殖業、實驗動物等等，這些都是合法的動物相關產業，在主觀上，如果依照民間業界一般認可或普遍操作後的方式，即使造成動物極度痛苦甚至死亡，也不會被認為有虐待，主觀上也不會被解讀成他是要故意虐待動物也不會有過失，所以虐待動物基本上無法保護到這些動物。所以訂立最低的動物福利要求和標準，就是成為保障這些動物最低也是最後的防線。
但是我們的動物福利相關標準，在過去19年來，沒有太多、太大的變革修法，這是未來急需要努力的方向，很可惜的是，就我所知像台灣動物研究社會研究會以外，台灣絕多數的動物保護團體，都沒有把針對動物福利相關改革或訴求或者議題放在這個方向上，這也是不只是台灣，也是許多亞洲國家，在動物保護發展上很大的缺陷。
如果大家對於今天的內容，想要進一步參考相關資料、文獻，可以google搜尋我發表在關鍵評論網上，在修法前後對動保法和相關事件簡要的評論，還有一篇今年即將發表在動物法評論上的英文論文，裡面有對今天內容更詳盡的論述和分析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可以再分享檔案給大家。
Q&A時間
【講者經歷】
大學唸法律，研究所念獸醫所，專攻動物福利，在芬蘭結合大學和研究所所學，主要攻讀動物保護法領域。
【聽者回饋】
非故意的過失虐待，講的非常好，目前大陸草擬動物反虐待也忽略這方面，立法上基本定義的細節也講得很詳盡，今天收穫非常大。
【聽者發問】
第一個剛剛貓頭有提到英國系統，因為英國系統以及殖民地的關係，把法律往外傳播，從妳主觀上來看，如果今天不是倘若英國的話，其他國家在討論動物保護相關規範的時候，會不會有可能制定出不一樣的規範，根據不同國家的國情而訂出不同的法律，這是我想問的是第一個問題。
第二個問題是故意和過失的差別，讓人印象非常深刻，這個問題在我心裡頭很久了，尤其剛剛那兩個案例，之所以判沒有罪，其實我一直沒有很清楚的瞭解，不過因為剛剛貓頭的分享，才知道怎麼樣去修法，才能夠真正被罰到，我認為這應該列入推動相關法律的重點。
如果我們在應用動物時有某些行業，如繁殖業、屠宰業等等，他們其實彷彿可以溢出於虐待或不是過失的標準，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標準，這些標準很明顯是比較低的，所以我們才需要將動物福利標準訂得更好，這些人才不會因為溢出了過失或虐待的標準而不被懲罰的。這跟印象裏頭，對於法的邏輯不太一樣。我理解法的邏輯應該是說，動保法立的應該是最低標準，即便是在做實驗動物，也都不能夠違反虐待與過失的標準，在這個之外，不但要滿足這樣的標準，另外還須符合更高的標準，這樣才是我可以理解法的規範，因為越來越專業，所以受到的拘束應該越來越多，因為某種專業成立的義務，這是我的問題。
【貓頭回應】
基本上，談到英國是因為英國是最早第一個立法，當時歐洲普遍有差不多的改革氛圍，英國率先立法，基本上西方國家的改革步調跟方向一致，只是因為各國的不同而有差別，如果像吳老師剛剛提到，立法擺到了不同的國家，當然不同的立法地，根據所在地的社會背景，根據當時這個法的立法背景一定會有所差異，但基本上的核心應該是一致的。為什麼要有動物保護立法，因為就是為了不讓牠們受到傷害，所以說基本的基準是一致的，一致的標準，放在任何國家應該不會有任何差別。只是規範的程度或是處罰的嚴重與否，當然會視各國的發展背景有所不同，但我會說，基本的核心不應該會有所差別。
當然每個國家會有各自的動物保護的各別問題，譬如在台灣如過去屠宰豬，為了增加豬的重量，屠宰前會灌水、灌食，這樣子的特別的屠宰前置作業，在西方就沒有。所以在中國、台灣動保法的草案，就會特別立法屠宰前不可以灌食豬隻，這就會因為各國的狀況不同，就會有分別不同的規範條文。
第二個問題我所想要表達的跟老師相同，應該這麼講，會有落差是實務上的認定，為什麼說動物福利標準很重要，當然在一般合法的動物產業，如果很多的操作，在外人的眼中，基本上我們認為是虐待動物。
可是業界普遍的操作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大家可能就視為在這個產業理所當然就是這樣，如果我們沒有特別針對基本的架構下，怎麼可以讓動物不要這麼痛苦，如果今天有人在屠宰場故意，不是用一般屠宰的方式虐待豬隻，譬如用火燒、用刀割牠，這樣的行為本來就不是業界的操作。不是在產業一般的程序，當然就可以被罰是虐待動物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，一般業界怎麼看待操作標準和外界是有所落差的，所以如果沒有針對各個產業，他們的操作步驟做一個標準，那就很難開罰。
【聽者提問】
如果法定飼主沒有行為能力，如一個人身體癱瘓，法律上如何界定戒護人的過失行為？如果他心理上是有心想要照顧動物，但身體行為無法配合，會不會構成飼養主的罪刑？
【貓頭回應】
罪責問題，多半是指社會的在一般的狀況下的回應，如果是特殊的狀況，會依據個別的特殊狀況而有所不同。
【聽者提問】
台灣動物福利法執法不健全，是否因為缺乏專家的共同合作？
【貓頭回應】
可以這麼說，也不完全是。台灣動保員大多是獸醫，有一定的基礎與瞭解，但很多獸醫不一定有這樣的認知，導致執法的落差有很大的差別，這是有很多的因素所組成。
【貓頭回應】台灣目前有在開罰活豬灌水，但是因為人力有限，現在採用錄影的方式監督屠宰動物的過程。
【聽者提問】
關於虐待過失和故意虐待，請問傷害人類的話有比較容易的判定的標準嗎？是不是因為是動物所以肇事者特別容易逃脫？
【貓頭回應】
人可以講話，如果受害者可以發言，就有比較多可能的證據可以證明傷害，因為對象是動物，這也是為什麼特別難證實的原因。
【聽者提問】
想請問，出於動物的關懷與自己的所學，以貓頭的自身為例，如何為動物的現況帶來改變是比較可行的呢？
【貓頭回應】
如果是我自己的話，我會從希望動物保護議題倡議的方面著墨，從這個部分下手。
【聽者提問】
關於動保法本身，在大陸有公法、私法的區分，動物的問題很多時候應該要分開處理，請問動物保護法和環境法的關係，以及目前主流的關係如何？
【貓頭回應】
我先從環境法和動保法說起，相關團體去推動修法，都可以說是社會議題、公益議題的範疇。這兩者之間有滿大的共通點，環境法的範疇相當大，但是大範圍來講性質是很像的，可是基本上，目前所有的國家，動物還是多半被視為物，給動物一個特別的地位，有點介於人和物之間的特殊地位，最激進的學者認為，除非改變動物的地位，否則無論如何，只要有所衝突都會犧牲動物。這樣的說法沒有錯，但現有的現況就是根本不可能改變。
【聽者提問】
關於野生動物無主問題如何處理？
【貓頭回應】
對於多數國家來講，野生動物屬於各自國家的財產、自然資源。野生動物屬於國家、所有大眾的，國家有責任與義務會去保護，我想以這個角度出發，動物不屬於任何個人而是國家。
【聽者提問】
關於野生動物的所屬問題，在中國修法時就有遇到類似的討論，很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是跨國的，如果規定是國家資源，仍是會有所爭議。
【貓頭回應】
我對環境法不是很熟悉，但我想還是以棲地為主，動物會移動，從A地移動到B地，我想要強調的是以棲息地為基準，所以我們才需要簽訂國際協議。這樣很多國家就會因為行為不當而被譴責，野生動物不只是國與國的問題，而是國際問題。
